没有人比信陵君更知道，这十万魏军对魏国的意义。
魏国军事力量的核心一直是武卒，那是吴起在一百多年前创建的一支精锐重装步兵，它的士卒是经过挑选的壮士。为了维持武卒的生存，吴起给了武卒在当时看来很不错的待遇：一百亩免税的土地，全家免服役！可以说商鞅在秦国推行的计功授爵制，就是武卒制的升级扩展版。
但武卒制有其弊病。在战争中，武卒是消耗品，每一仗下来，总有大批武卒丧命。而他的特权是可以继承的。尽管魏国一直将武卒的员额控制在五万左右，但战争的扩大，武卒阵亡后的补充，让拥有武卒特权的人越来越多，而兵员并没有上升。
魏国也还保留着民军制度，这是一种与井田制相联系的征兵体系。国家将自己统治范围内的土地一层层分封给下级，最基层的农民（成年男性）一人一百亩，被称为一户或一丁。这个农民平时在家务农，打仗时要拿起武器，按封地的级别、区划组织起来，成为军队的士兵；而得到封地的贵族则是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比如信陵君的封地在信陵，有户十万。打起仗来，这十万户农民如果全部被动员，就是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信陵君就是他们的统帅。
这一制度在各国变法之后，有不同程度的变形，最重要的一点是确定了乡邑制。那些没有分封的土地，按户数编成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划，一般来说是百户一里（或邑），十里一乡（或卒），十卒一县（或乡）。一个县正常情况下为一万户。这当时是理想状态。无论是乡里还是县，户数都不会那么整齐。但这是兵力动员的基础。通常情况下，征兵比例为一百征一至一百征五，一个县平常可以保留一百民军维持治安，打起仗来也就征发五百人。民军的弱点在于凝聚力差，缺乏训练，往往难于经受持续的残酷作战，容易崩溃。所以魏军以民军作为辅助，核心力量是职业军人武卒。
秦军的作战效能引起诸侯的普遍羡慕。秦军百分之百是民军，哪怕得到再高的爵位，说到底也是农民！但秦军的作战素质直逼武卒。诸侯都知道，秦军战斗力的基础是计功受爵，因为打胜仗是升爵的惟一途径，秦国的农民有热情、有动力在空闲时投入大量精力于军事训练；严酷的秦律只起来督促和加强的作用。但偏偏这一点普遍不为诸侯所接受。用砍人头的数目来授予爵位，这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野蛮、残酷的行为，与仁义、开明毫不沾边！
魏王即位后，有意模仿秦国的制度打造魏国的军队，但希望保留魏国仁义之师的形象。折中的办法就是加强对农户的军事训练。劫后余生的武卒成为训练的核心力量。
华阳之战后，魏国有十余年的和平时光，魏国上下的全部努力就在于此！十几年来，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训练民军的事业中，希望能打造一支像秦军那样平时能生产，征召上来能作战的民军。目前这十万人，就是魏国这十余年努力的结晶，是魏国能否重返大国的希望！
按信陵君的想法，让一直统率武卒的大梁尉主持训练工作是最合适的。但魏王不同意，坚持让大夫晋鄙主持训练工作。理由是大梁尉年老体衰，难以承担如此繁重的工作。晋鄙倒也不负众望，奔波于各地检查、督导训练工作，解决了一系列具体的难题。
魏王还让段子干设立了兵库，征集天下工匠制造武器，特别是铁制兵器。十多年间也很有成绩。过去，武卒的武器由武卒自备，质量良莠不齐，数量也因人而异，每每不敷使用；现在由国家统一生产，出兵时分发到士卒手中，短薄的兵器不再出现，战斗力大大提升。武卒的防御武器是皮甲，盾牌由于需要诸兵种协同，武卒中一般不配备。开始民军训练后，盾牌的使用也在魏国渐渐普及。秦国的商鞅变法曾经参考魏国的制度，而魏国的这次变法，又以秦国的制度作为重要的参照！
魏军的训练以武卒为核心展开。受制于武卒的数量和素质，以及民众的接受程度，训练的开展并不顺利，十余年也就在大梁周围的乡里，训练出这么十来万士卒。援救邯郸，是魏军改革后的第一仗，无论是魏王还是信陵君都把它看作是对自己这十几年工作的一次检验。
信陵君带来了梁尉公子，协助自己指挥作战。华阳之战后，大梁尉虽然依旧在任，但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决策层，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终于一命呜呼。他的独子继承了大梁尉的官职，却沦为只领薪水不干事的闲人。梁尉公子出身世家，虽然身体孱弱，但一直以武人自持，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那怕赋闲，也坚持军中的作息，不曾稍懈。文韬武略，家学渊源。
信陵君的封地信陵并不在这十余年的训练范围之内。但信陵君任命的信陵尉司莽，曾担任武卒营司，有丰富的军队管理经验。信陵君放手让他管理信陵的民军。信陵十万户，平时就有一千民军，按年轮换。司莽以邑民轮流服兵役为契机，把封地中的民户都轮训了一遍。这一次，信陵的邑民不在征召的范围内，没有来到邯郸，司莽也没有过来。但曾在华阳城外左右驻扎的司空和司胜目前在军中，而且均已升任偏裨。——不再根据亲缘关系掌军，是这次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这给了那些远房公子出人头地的机会。